纽约时报5月13日报道，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研究人员张北川正在搜集中国“同直婚姻”(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结婚)的故事。大部分的故事都涉及瞒骗，偶尔还夹杂着暴力和各种通过性接触传播的疾病。不过，张北川在上周的电邮采访中表示，他怀疑这些瞒骗，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和身理上的痛苦，正逐渐减少。

　　“有一位我跟进了两年的女士，她的女儿知道父母婚姻的实情。这个月，她告诉我，这位念高中的女儿与父亲对质，”张北川写道，“那名女儿对父亲说：‘这些年来你一直都在伤害我妈。我一点也不歧视同性恋者，但像你这种人结婚去伤害别人，真的很卑鄙。’”

　　张北川认为这种公开的讨论代表着至少在年轻一代中，“中国正发生巨大的变化”。

　　据估计，中国的“同直婚姻”牵涉约四千万人。很多针对“同直婚姻”的研究都把重心放在“直女”身上。她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嫁给男同志，因而视自己为受害者。不过，中国的研究人员也开始将焦点扩展至性别的另一面：娶了女同志的“直男”。

　　在中国，嫁给男同志的“直女”被称为“同妻”；娶了女同志的“直男”被称为“同夫”。

　　过去三年，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家唐魁玉领导的研究团队发表了约十篇与“同直婚姻”有关的论文。去年十二月，唐魁玉和他的学生联同大学另一位研究人员于慧，发表了一篇鲜有的论文，把“同直婚姻”的讨论扩展至“同夫”。

　　论文以“‘同妻’‘同夫’婚姻维持与解体的比较”为题，指出“同夫”的处境与“同妻”十分不同。虽然“同夫”为数不少，但他们参与网上自助组织的程度比不上“同妻”。这是因为“同夫”较少在网上抱怨，有的人甚至未察觉自己是“同夫”。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以大量的网上资源如自助组织和寻觅性伴侣的网站进行研究，因为要找到愿意谈及自己婚姻的研究对象并不容易。研究人员承认，该样本使数据倾向于那些察觉到自身处境并可能想设法改变现况的人。他们访问了两百位“同妻”，却只访问了十位“同夫”。

　　总体而言，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们认为，作为“同夫”有很多地方比作为“同妻”好。

　　他们发现，“同夫”从同志妻子身上感染性病的机会比“同妻”从相似的途径感染性病的机会要少。“同夫”与妻子比“同妻”与丈夫进行更多性行为，因为相对来说“同夫”较容易与不愿意和自己亲热的妻子进行性行为。

　　通常“同夫”的经济状况比妻子稳定，所以他们比“同妻”更易和更快提出离婚。如果“同夫”在晚年才发现妻子是同志，他们相对容易再婚，并和再婚的女子生下孩子，而年龄较大的“同妻”却很难组织新的家庭。

　　研究人员说，基于种种原因，“同夫”比“同妻”更主动提出离婚，使“直男与女同志的婚姻”数目缩减。

　　唐魁玉和他的团队写道：“中国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同夫’，所以没有‘同夫’的实际人数，但我们认为最保守的人数估计在二百万至四百万之间。”

　　张北川估计，沉重的社会压力导致百分之八十的男同志(约一千六百万人)与女性结婚。压力来源包括家人对传宗接代的期望。中国男同志与许多现今适婚年龄的男人一样，可能是家中唯一的儿子。

　　归根究底，“同直婚姻”的出现由一系列因素造成：中国推行了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养老的顾虑，甚至是管理人们合法居住和工作地点的户口制度。唐魁玉认为，这些因素都迫使男女同志结婚和维持婚姻。

　　研究人员的论文之一，引述一名城郊女子嫁给一名居住在城市的男同志，以获取城市户口。之后，她因丈夫的性取向与他对质，丈夫反驳：“你不满什么？你不就是为了户口才和我结婚的吗？”

　　唐魁玉说：“与西方国家相比，实际考虑在中国更为重要。”

　　张北川同意这一点，并说中西男同志是不一样。西方的男同志可以保持单身，或者在许可的地方和其他男人结婚。中国的男同志仍受着古老的农业社会影响。

　　根据唐魁玉和他团队，同志与直人结婚的其他原因包括：

　　一、文化上对讨论性的顾忌和学校缺乏性教育，许多人婚后才发现自己是同志。

　　二、同性婚姻和代孕是违法的，很多同志选择结婚，并且生下孩子。这不仅因为他们要满足家庭的期望，而且害怕年老时孤独一人。

　　三、社会保障制度假设儿女为长辈的主要照顾者，因此很多人担心，没有子女会导致晚年生活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