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28日，法国，贝尚松。

　　正值集中营解放40周年之际，本应是哀悼时刻。但有些前被囚者协会的成员看到同性恋代表团前来祭奠，发出起哄的声音，甚至有人喊道：“鸡奸者又回来了！”“重新打开集中营，把鸡奸者关进去！”《进步报》以法国前被囚被流放者协会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声明故意把抵抗运动战士和被纳粹掠夺的普通公民混为一谈：“难道人们可以用同一的眼光看待那些冒生命危险的人和那些因错误被惩罚的人吗？对于前者，他们是在打仗，后者呢，是受惩罚。”

　　即便到了十年后，纪念也仍是艰难的。据《世界报》报道，1994年官方的悼念队伍来到西岱岛受到四百多名手持粉红色三角标记小旗悼念被遗忘的同性恋前囚徒，“在纪念堂外面，那里有数百人被阻拦，有严格命令不准他们进入，他们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在外面默默地摇动着手中粉红色三角形小旗，悼念那些被人遗忘的牺牲的同性恋前囚徒。他们同其他被囚者有一些小小的争执，显示出某种互不理解，这也是这次艰难相遇的标志”。

　　粉红色三角形的小旗似乎被集体遗忘，然而这在法西斯的统治下，这却是真真切切的伤害。在德国，《刑法》中的第175条就申明：“所犯反常的性行为，不论是男性之间或者男性与动物之间都可判监禁。还可宣判剥夺公民权。”本来德国是20年代同性恋解放的中心。同性恋者有自身的生活空间、团体和报刊。但德国从1933年起却成为镇压的中心。在希特勒上台后最初几个月中，德国大城市中的多数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被关闭。1933年后，所有的同性恋刊物也都停止了存在。1933年2月28日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规”暂停各项自由，5月6日性科学学院也被劫掠并摧毁，文件、图书馆书籍被当中烧毁。在希姆莱的推动下，反同性恋斗争集中化和层级化。国家刑警局内部成立了一个特别科“打击同性恋和堕胎”。1940年，中心的案卷有41000个被判刑或有嫌疑的同性恋者姓名。

希姆莱1937年2月18日对党卫军将领的讲话中，明确地表明了纳粹与同性恋敌对的原则。他把自己当做这个问题的专家：“没有任何部门比德国盖世太保在同性恋、堕胎等领域积累同样多的经验。”希姆莱在传染病与国家肌体之间建立联系：“但这不是他们的私生活：性领域可能意味一个民族的生死，可以让我们称霸世界或者使我们的重要性缩小成瑞士一样。”他对于同性恋威胁的论调还多次重复，特别是在1937年警察大会的广播演讲中。有学者指出，“在纳粹的世界观中，世界分为一些互不相容的群体：种族必须分离，性别不应混同。同性恋者逾越了这些界限，抹杀了差别。同性恋者是不可容忍的闯入者。”

　　反对同性恋的顶峰便是集中营。对集中营中的同性恋而言，折磨可谓从外至内。

　　首先，他们会被加上粉红色三角，并且还会有一种更侮辱的做法，一位囚犯曾回忆：“某些初到集中营的同性恋囚犯，必须在屁股上围一块黄颜色的布，上面要缝一个大写字母的‘A’字。它的原文是‘Arschficker’，译过来是‘喜欢吻屁股的人’。”这样的做法颇似《红字》中的道德审判——如果道德存在的话，但他们幸存的机会可要小得多，肉体的折磨也多得多。比如在“治疗”方面，同性恋者总是被安排在最危险试验的第一线。一位囚犯回忆道：“每当高音喇叭里叫到我的名字时，我都非常害怕。因为这很可能是要在我身上进行极为残暴的试验。大多数时候是在我乳房上打很多针。我只记得四周白色的墙壁，很多的白大褂以及护士们的笑声。我们有六个人，裸露着上半身，面对墙站成一排。注射时，他们喜欢将针管朝我们扔过来，就像游乐场中孩子们游戏投掷飞镖那样。有一天，我旁边一个不幸的难友突然倒下，失去了知觉，针头击中了他的心脏。后来我们再也没见到他。”集中营幸存者、社会学家欧根·科贡(Eugen Kogon)在1946年的纽伦堡法庭陈述时说：“很多试验都是注射药物针剂，在同性恋者身上做试验时，方式五花八门。多数情况下，是将一些合成的腺液转移到他们体内。我亲眼看见他们中的两人在这样的试验中死亡。”

　　1943年，希姆莱甚至向集中营发出通知：集中营里的同性恋者，凡是愿意接受阉割手术者，可以回家。有67个合法的生物学中心为一些监狱和集中营提供了服务。然而，许多同性恋犯人在手术之后，他们就被送往俄国前线战场上去了。

　　希姆莱对“治愈”同性恋的计划很感兴趣。他曾要求给予一位名叫卡尔·维尔纳的医生“最高礼遇”进行研究。1944年7月，维尔纳开始人体试验。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先选择了6名囚犯，随后又选择了10名囚犯。在这16名男子中，维尔纳对12个做了手术。他切开病人身体，埋入荷尔蒙制剂。1944年9月13日，5名同性恋者接受手术，2名被阉割，1名被绝育，以确定植入的“人工性腺”能否使同性恋者的性取向“正常化”。“人工性腺”具有短暂的效果，据报告，“3a剂量将同性恋者转变为有正常性冲动，2a剂量唤起了1个7年前阉割的人的正常性冲动。”这些受害者最后的命运早已无法追寻，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囚犯亨策死于与肠炎和全身虚弱有关的心脏病，以及干巴巴的治疗报告。这次试验在纽伦堡审判中并没有被明确指出，维尔纳也成功逃亡南美洲。

　　在法西斯战争中，同性恋者受到如此多不公，这些不公往往还可能延续到战后，反同的情感结构仍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历史学家吉勒德·克斯科维奇指出：“证据表明，同盟占领军把被关押的同性恋按传统的惩戒制度对待，视他们为性犯罪，认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受的惩罚是罪有应得，解放后，他们应该继续服刑。”

　　类似的情感结构也可在附近的国家发现。如奥地利人埃里克·利弗卡便是如此。1941年，年近17岁的他成功地摧毁了党卫军看管的装有大量犹太人的卡片、政治反对派的名单以及苏联情报人员的代号等档案。战后，1950年以色列为他授勋。再后来，他投身于争取修改奥地利刑法“129条”的斗争(相当于德国刑法的175条)，但他却以该条款的名义被判4个月监禁，罪名是“与同性别的人有色情行为”。1958年他在没有任何罪证的情况下，再次被判刑18个月，罪名是“违反自然道德企图猥亵未成年人”。

　　即使在现在看来是同运重镇的美国，在战后对同性恋的处理方式也可能为他们带来极大的痛苦。在美国，有很多欧洲同性恋流亡者和同性恋美国人参军入伍。但在日本投降以后，美军参谋部清洗了数千个军中人员，突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美军参谋部利用保健医生们的负面回忆做宣传，毁掉数千人的生活。他们被遣散、解雇，而当中的欧洲人也不愿意也没可能回到欧洲。他们身无分文，在50年代和60年代之际，他们甚至付不起住在旧金山和洛杉矶最便宜的房租。为了活命，他们凝成新的兄弟情谊，生活上采取饮食起居在一起的大家庭形式。自然，这成为后来性别政治运动的温床。

　　让·勒比图指出：“数十年间，众多的知识分子都把欧洲的悲剧完全忘却了，而历史学家们只记述那些最‘典型’的、最有‘政治’价值的囚犯。一些证人和很多的历史学家致力于建立一个解放的神话，而这个神话远不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遗忘、忽略乃至刻意排除的战争还在一直进行着。那些身心俱残、流离失所而后又孑然独立的身影，数十年来承受了双重困境，喧闹的绝望与沉静的抗争在西岱岛这样的地方仍是常态，公开纪念也只是到了21世纪初才成为可能。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似乎已成为我们谈及七十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的口头禅，但我们也应知道，阿多诺还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说道：

　　“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雅的问题却不为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特别是那种偶然地幸免于难的人、那种依法应被处死的人能否继续生活？他的继续存在需要冷漠，需要这种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一基本原则就不会有奥斯维辛集中营。这就是那种被赦免的人的莫大罪过。通过赎罪，他将受到梦的折磨，梦到他不再生存了，在1944年就被送进毒气炉里了，他的整个存在是想象中的，是一个20年前就被杀掉的人的不正常愿望的散射物。”

　　这是反法西斯战争后幸存者普遍的两难遭遇：以罪恶的冷漠覆盖灵魂活下去，或在动情的梦魇中难以动弹。那些幸存下来的性少数群体，还得面临另一重困境：试图将死亡之罪恶与幸存之痛苦说出的欲望，以及试图让其噤声的权力话语。所幸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运动之火渐次燃起，到了21世纪，情形大为扭转，死者的灵魂也终于可以稍为安宁——但愿他们可以安息。